100年的5月21日，我在Punch Party 17。

註. 本篇與Punch Party有那麼點關係但乍看之下無關，因為沒有任何關於本活動的介紹、歷史與現場實況，但我還是想寫，因為對我自己很重要。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喜歡在外頭閒晃。
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總之就是老是在外頭晃，彷彿家庭不溫暖似的所以盡量拖延著回家時間。

十個月可以改變什麼呢？
對我來說，應該不只是「十個月」這樣的期間，我兩年前就去punch party11玩過一次了，那次場地還在台北國際藝術村，那一段時間正是我生命中最低落的開端，因為後半場我幾乎都在恍神中度過，中場休息時人群雜遝觥醻交錯中，所有認識與不認識的人在我眼前走過，正在排隊領一杯免費啤酒的我，卻完全沒有上前打招呼的慾望。

我很好奇當時的自己在害怕什麼。
也許是因為那時候在工作上累積了大量的不愉快，「與陌生人交談」成了我最討厭但是無可避免的事情。那晚我只簡單地跟講員之一「銀色快手」學長小聊一下—–我們認識很久了，他是大學時代詩社的學長，不過我們的熟稔幾乎都是日後在網路上，聊的都是與詩有關的話題。

那一晚過後，我就決定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再出席或者參加任何社交活動了。我躲在狹窄的租賃套房裡，除了上班下班哪裡也不想去，音樂也不再聽了對任何事物都失去興趣…..

之後，因為一個湊巧的機遇，我跟老公意外地找到了一棟房子，然後在家人的資助之下，順利地買下它—–我的城堡—–接著，我又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得知現在的公司正在徵人，當晚便寄出履歷，然後我便離開了任職四年半的中央廣播電台，跑到KKBOX。

我不確定這一切是否跟punch party有關，但若非那晚在張大魯先生30分鐘大講時，在昏暗中，順手於筆記本上胡亂塗鴉，逐漸把心裡一些哽著難過卻又無法釐清的問題逐一寫下，然後轉瞬間有了決定，或許兩年後的現在，我不會是現在的樣子。

「因為這幾個月發生了太多難過的事情……決定這次之後，就不再對一切發表任何意見，待六月來臨，就做出結論。

然後，
未來也許還有緣份；也許沒有……
只是，不要再多說話了。

在punch party上，再一次證實了我的疏離性格。
其實不用刻意強調疏離與否，今晚聽到的一切全是眾人的快樂，那些快樂感染了我，儘管今晚來的時候幾乎要昏厥在捷運上，胸口鬱悶到幾乎要吸不到空氣。

對於「那個人」的言論、行為……
我維持一貫的沉默。她對於沉默的指控，像是幾年前好友小毛對我的指控一樣。

我低調地來，低調地離開。
不想被強勢主義洗腦；被操弄、被改變。」

台上，張大魯滔滔地講述著「319希望工程」，一張張投影片裡，寫滿了真誠，沒有一絲逼迫。然而我就是無法靜心新來聽，繼續在筆記本上失控似地寫著。

「我的心情持續低落，不是因為她的不快樂，而是我感覺自己被人控制了。

有第二個人對於『沉默』的指控，而沉默究竟是不是一種自私的罪惡呢？
我強烈地質疑，我想要好好地思考這個問題。」

*

兩年後，我覺得我已經恢復了。
恰巧，＃pp17也在相隔十個月後重新開辦，在我沒有去過的信義區四四南村裡。我想，這次我該好好地跟所有人打個友善的招呼，人與人之間其實沒有這麼多心機、猜疑與構陷的。

只不過是打聲招呼而已。
可沒有人知道這對我來說有多麼重要，

5.21的天氣很好，傍晚的台北101綻放出藍色光芒。
我找了可可一起去壯膽。

今天的講題，剛好跟我的心情很像—– 『"雖然說出來可能不是很重要，但一定在某處改變了我的一生"的事』 —–

我想那件事很有可能就是，我決定我要從躲著不出門的逃避性格中走出來。

我有時候看到阿十每天都很有幹勁把自己的行事曆排得滿滿，都會想著我的19歲在幹嘛？那一年我好像在重考，每天一大早就得坐二班公車花一個半小時去重考班，在那種氣氛下我依舊疏離，照樣花很多時間寫日記、寫歌詞與寫詩。所謂「討伐體制」之類的事情我沒有觸碰，我讀自己的書、寫自己的字，我覺得很快樂。

然而跟阿十那般「充實」比起來，我的年輕時代根本太過蒼白，除了裝逼之外，就是反覆著異男妄之類的情結，千篇一律。我的人生似乎從三十歲以後才開始豁然開朗，有了更多的朋友，甚至終於出國去玩了一趟，還有，我決定不再憎恨別人。

我要繼續活著，用一種失控的舞步繼續活下去，繼續寫字，愛我老公，與朋友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