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小小姐說,乾女兒看到青蛙裝,一把就抓過去穿上不肯脫掉,不管外頭是炎炎夏日的七月天,對穿著有著強烈地偏執。
bLuEskUEi 自己的城堡

昨晚跟老公skype,好像他講了某個什麼事情,讓我突然情緒敏感幾乎要翻臉罵人…..後來他仔細問我到底怎麼了,才知道這大半年來,為了重新適應一個人的日子,我本能地變得極度敏感且情緒化,以便能夠應付每日必須面對的種種事情。
太忙的時候,就會需要單純的影像刺激,不要有字。
文字是個惱人又惱心的鬼東西,大過清晰會刺穿心;語義不明又惹人焦慮,討厭得緊。
太忙的時候,我需要大量的影像,比如可愛的照片。

註. 本篇與Punch Party有那麼點關係但乍看之下無關,因為沒有任何關於本活動的介紹、歷史與現場實況,但我還是想寫,因為對我自己很重要。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喜歡在外頭閒晃。
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總之就是老是在外頭晃,彷彿家庭不溫暖似的所以盡量拖延著回家時間。
十個月可以改變什麼呢?
對我來說,應該不只是「十個月」這樣的期間,我兩年前就去punch party11玩過一次了,那次場地還在台北國際藝術村,那一段時間正是我生命中最低落的開端,因為後半場我幾乎都在恍神中度過,中場休息時人群雜遝觥醻交錯中,所有認識與不認識的人在我眼前走過,正在排隊領一杯免費啤酒的我,卻完全沒有上前打招呼的慾望。
在寫字之前,先取一個筆名。好比「巴特油」、「單浩哲」之類的,毫無意義與連結性,我從未已「布魯斯桂」這個代號當做筆名過,然後就被我拋棄了。
他說姓「桂」的人實在太少,看了一眼就很難忘。
真不知道這個「難忘」是真的難以忘記;還是想忘記也忘不掉? 恐怕也真是有人恨我恨到想把有關於我的一切從骨髓深處刮除乾淨吧?

我沒有丟了工作,我把自己過得很好,也一樣吃了一條魚;我沒有小孩所以沒有長得像我或者不像我的問題。
從社會學或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角度所進行的食物研究,一些特定食物在不同歷史階段扮演的角色,例如,Salaman研究馬鈴薯,Mintz研究糖,包含了從各個不同學派進行的研究與詮釋。功能論者強調食物的品質與實質效用,結構主義則更廣泛、更深層地探究食物慣習產生的原因和意義,例如「品味」是如何在文化中被「形塑」出來,在社會中又是如何被掌控。
「很多人說糖甘甜,可是我呢,我覺得糖很暴力。」於是每日早晨那杯黑色的聖水必然無糖。我們吃一條魚然後討論一些存在主義問題,有一道很暴力的菜叫做「糖醋鯉魚」—–鯉魚的骨頭相當粗壯尖銳一不小心刺傷了咽喉容易造成彼此的尷尬,像是口交到了一半突然戳中嘔吐穴弄了一灘子難以收拾那樣的尷尬。
我今天翻出一本大學時代買的書叫做《單身地球人》,是網路作家寫的;那種鍾文音最討厭的類型的書籍,儘管書裡面大量引用「羅蘭巴特」,想必也達不到她心目中的「最低文學標準」。其實我大學時代從來就沒有讀懂羅蘭巴特,倒是最近重新翻看「戀人絮語」稍稍有那麼一點感動。彷彿這與年紀與經驗值有關,與書本身無關,那些年我太無知也無感,對於性愛只有文字感官的感官,連g片什麼的都沒看過,哪裡懂得什麼符碼學?
我可以去人擠人的書展、漫畫展、電腦展與旅展;可以在跨年晚會現場跟如蟻群的人潮一起數五、四、三、二、一;也可以到大賣場或週年慶和主婦們一起搶購,最愛和上萬人在滂沱大雨裡上下跳動聽搖滾樂團嘶吼,可是,我不參與遊行場合。
我是局外人,這個世界與我無關。
對誰的好感與不滿,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在沒有人與人的交界,我充滿愉悅,各種訴求與集體意識,我不接受。
可我也有可能出現在遊行、集會或者抗議現場,因為我喜歡凝視人群的臉龐或者同志大遊行裡的青春下體,永遠一身黑衣。這個世界怎樣都好,一場滔天的巨浪或者搖晃,眼前的繁華或衰敗終將煙消雲散,執著什麼呢?
有人恐懼著輻射能量、勞力剝削、人權或性別不平等……有人為了政治角力上街頭癱瘓交通,這些人的集體意識,彷彿梵蒂岡教宗加冕般,那些信眾們的意念無可動搖。
我記得這個部落格剛剛開始時,我去陰雨的雙十國慶典禮現場採訪,看到成群白衣的太極門教眾在遊行隊伍裡,他們事後還來此留言,叫我多多正面思想免得跌入自我地獄。
無論穿著哪種顏色服裝或者標語的人群,都像靈體般漂浮過去,我最想看一大群沒有穿任何衣物的肉體走來走去。那真是一種氣氛問題,厭煩,接近野獸派。
<繼續討論厭煩> 夏宇
它們帶來凝聚和沉溺的晚上
主題是自我的可厭
遺棄的不同形式
屏風的無目的結論
以及燈光暴力猶豫不決的裝飾性
誰比誰正確,或者說
誰比誰遠離直線
誰比誰更激進
更富音樂性
更具節慶氣氛
更允許豐富的插圖
和冗長的遊行隊伍
誰更接近一間完美的浴室
誰比較是浴缸
你不能判斷那狂喜或厭煩
誰是軸誰是旋轉

捷運從我高三那一年開始行駛,我記得。
約莫是1997年三、四月的時候,第二期段考剛過,考完下午放假,我一個人到西門町去看瑪丹娜的電影「艾薇塔:阿根廷別為我哭泣」,然後一路沿著中山北路走到圓山。
當時,淡水捷運線剛剛開始試運,中山站到台北車站那一段尚未通車,我看到沿途每一站都擠滿了想要嘗鮮的人群,隊伍都排到陸地上來了,所以我完全沒有想要去湊熱鬧的慾望。
![]()
我就是想要把過剩的精力在台北傍晚的夕陽下通通走掉,明知到此刻應該把它們留著念書,可是我完全沒有想要這麼做的意思,反正我愛的人根本不愛我,光憑這一點活著就沒有任何意義。
![]()
愛啦、恨啦…..其實都是多餘情緒,這麼多年以後我才了解。
這麼多年以後,捷運終於也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昨天我坐捷運去淡水爸爸住的地方幫他慶生,然後再坐捷運到台北車站後面的「京站」等去遊行隊伍湊熱鬧的微笑小姐,京站非常難逛。

高速行駛的末班捷運常常是我大學時代玩到深夜的交通工具,回到石牌的奶奶家,通常大家早就睡覺了,我總是家裡最後一個回家;後來搬到汐止也一樣。
自己搬出來住以後,已經逐漸遺忘以前還住在家裡的感覺了,也不會想再回去那樣的日子,那樣的日子令人恐懼。
昨天在淡水爺爺家,客廳、餐廳與廚房大致上稍微整理過,但是裡頭的三個房間依舊凌亂不堪,連電視上放置的佛像都沾惹了一身灰塵,天花板上到處都是龜裂的痕跡,只比即將頹圮的屋子好一點,典型的獨居老人的屋子,缺乏人氣,沒有生命力,一個顫危危的老人、一隻老狗,這日子,當然讓人想要交代後事。
今天哥哥帶了一台老數位相機,想要拍一張全家福,結果毛毛死都不肯拍照,硬是扭動身體從我懷中掙脫,躲到陰暗的床底下不出來,到我們都要走了,還把頭藏在身體底下不看我一眼。
回家躺在床上,覺得很難過,最後想到,也許是他剛剛剃了毛的緣故。貓狗剃毛以後,都有一種莫名的自卑感,也許他不想要在這時刻被拍照留念吧?!他也這麼老了。
我不知道還能夠看到毛毛多久?就像我不知道爸爸還能夠讓自己沈淪到什麼地步一樣。所有的建議與幫助他都不想要接受,他把自己關在淡水新市鎮空曠又老舊的公寓裡,眼前的桌子被藥、帳單與快要過期的食物堆得滿滿,家裡的另一個人躲在房間裡聽說書與鬼故事,這是一種詭異的平衡,失去了這平衡換來的就是日夜的爭吵,這房子的負面能量充斥,陰森且潮溼,令人想要離開。
我回到家裡,急忙洗了一個熱水澡,洗乾淨以後躺在床上,很快地就睡著了。

昨日;應該是前日(4/22)傍晚,五股的精子工廠發生大爆炸,據說炸得相當猛烈,猛烈到再西門町附近剛下班去逛街的人都聽得到,氣象局還以為是遲來的春雷……
爆炸當時我正在公司側試著新專案的網頁,遠在南港的公司完全沒有察覺外頭的世界已經成了火海一片,讓我想起鍾文音在《寫給你的日記》裡面,提到中共飛彈打到台灣外海時,她剛好去買粉餅,感覺像是「商女不知亡國恨」裡的那個商女。

你們去哪裡了呢?
我的乾兒子,一隻死掉了一隻跑走了,剩下的只有一堆照片而已。可是就算牠們都還在,我卻無法豢養。
我是個無力感很重的人,豢養只不過是為了取悅自己,要是哪天覺得疲憊,那麼豢養就成了負擔,非常地嫌惡這段關係。
可能比較好的方式不是豢養,而是對待。

我從來沒有所謂「研究室」這種東西。自從上了大學之後,不若高中時代那般有一個固定的座位,也就失去了對於「布置」的興趣。連住都不再是住在自己家,永遠的髒亂性格更讓我失去快意。
當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後,先是想到:我再也不要一個髒亂的環境了。
原本平數就剛剛好,我跟K厲行「不是必要的東西就不要買/搬回家」的宗旨,都已經住了一年多,還是很多地方空空蕩蕩的,連牆壁上原屋主掛上的多幅醜陋的畫,都把它們拿下來丟掉,任牆壁慘白,也比多餘的塗鴉好。
最近,辦公室也要搬家了。
雖然來了一年,可我的東西大概1/3個紙箱不到,就可以完全裝滿,即使不裝那些東西也無所謂。
身外之物,越來越不重要;重要的東西,都數位化了--數位化了也不重要--要是真的都不見,我大概也只是嘆口氣罷了。
從香港回來後,腦中總是轉阿轉地停不下來,空間轉換對於我來說竟然是這樣重要,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地步。
「空間轉換」並不是輕率地去爬山或者找個別的城市亂走一陣即可,對我來說,空間如果沒有意義,沒有與我的靈魂有所共鳴,那真是去了等於沒去,浪費生命。
如果這次不是因為王菲,我應該也不會去香港。
香港對我來說,完全不是建立在港片或者周星馳電影上的,香港對我來說,是一首又一首的歌曲。
不僅僅是艾敬的「我的一九九七」在唱、陳美的「跑馬地序曲」在拉 ; 更早一點,羅大佑「皇后大道東」,才是我對香港認識的源頭。
童年時代的歌曲一直唱,娃娃「四季」那張專輯是她第一次跟羅大佑的「音樂工廠」合作,彌敦道上的錄音室,音樂流轉了一整個夏天。那一年,我國中二年級,才真正地聽懂羅大佑已經很淺白的歌詞。而林夕,剛剛開始從粵語歌詞嘗試寫國語歌詞,我愛死了那張專輯的每一首歌,那捲錄音帶,就在我的walkman裡轉啊轉地,轉了不只一個四季。
還記得,那一年冬天,我們全家很難得地一起出遊,參加那種國內旅行團,到中橫去玩。當時他們兩位感情很好。
高速公路奔馳著遊覽車,我照例蜷縮在位子上聽著自己的歌曲。高勝美、大小百合……國中的我總是愛這種音樂,唯二不同的,是黃韻玲與娃娃的四季。我在我第一本寫歌詞的筆記本上,塗塗抹抹地寫著幼稚的句子,那時候沒什麼刻骨銘心的愛情,暗戀倒是不少,反正國中時代都是男生,國中男生血氣方剛,又都是穿短褲,整個白天都是慾望流轉的競技場。
後來,國三,突然那女人宣布她要去香港工作,我和爸爸都很錯愕。沒有預兆也沒有商量的餘地,每個月爸爸還逼我給她寫信,我總是寫一些奇怪的新聞與質問語氣,她沒有一封回信。
其實,真正想寫信的,應該是爸爸,不是我。他日後提起香港就一肚子氣,她有一位感情很好的死了老公的朋友,就是香港人,有次邀請我們去她家玩,煲了好喝的湯給我們喝,什麼飲茶、大排檔…..都是因為她我才知道的。
香港,對我來說,都是從小時候這些片段拼湊出來的 ; 甚至,香港因為非常地「不中國」而讓我沉迷,英倫式的生活方式,酒吧、炸魚薯條、西式糕點……我從小就嚮往那樣的生活,即使我的英文很爛,但還是天天晚上要打開icrt,聽著西洋歌曲才能睡得著。香港大概是最接近我心裡那個「洋人魂」的地方了吧!
我已經這麼久沒有出國了。缺乏空間轉換,就快要窒息,雖然我的意志力強大到足以粉飾太平,但我知道再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我會起精神風浪,並且已經餘震不斷了。
感謝王菲還願意唱,而且去香港唱。
如果今天她不是在香港而是去日本唱,我可能會想到的是另外一種連結—–還是會去—-可要是在北京與上海,我就完全提不起興趣。